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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籍人口人户分离近四成 近一年多来增加25万

A-A+2013年12月23日08:19解放日报评论

  沪籍人口“人户分离”近四成

  折射出公共服务难题,专家认为政府须摸清底数据此合理配置资源

  本报记者 张骏

  家住浦东的魏先生5年内经历了两次 “人户分离”:第一次是5年前改善住房,一家人从老公房迁入商品房,第二次是结婚后他迁入新房,自始至终他的户口都在老公房里。在上海的户籍人口中,像魏先生这样“人户分离”的情况,今年已经达到515.87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36.1%。

  数据显示,去年4月上海“人户分离”市民为490多万人,一年多来增加了25万人。在现有的515.87万“人户分离”人口中,在本区县内“人户分离”的有322.11万人,住在外区的有193.76万人。人口问题专家认为,上海“人户分离”情况将长期持续存在,政府需要摸清人口底数,据此合理配置资源,做好公共服务。

  “人户分离”原因千差万别

  市政协委员、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一部主任查波认为,“人户分离”原因千差万别,但归根到底大致有两条:一是住房商品化、居住条件改善,人们有了挪腾的空间;二是经济发展不均致各区县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差异化,人们在合理范围内的趋利行为也是无可非议的。

  “比如,有的人搬出去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有的人是为了照顾父母长辈,有的人则是为了让子女就近入学。”查波解释,因为各区之间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条件都有差别。人们可能搬到较远的地方改善住房条件,而把户籍留在资源较好的中心城区,方便将来孩子入学、老人就医;也有可能恰好相反,原先住在郊区的,为了子女教育,要择一处“学区房”迁入户口,人可能并不住在此地。一个明显的例子:静安区户籍人口约为24至25万,但实际居住的并没那么多。“当然,也有人将房子租出去,在单位附近再租房,获取房租差价或节约交通成本,不过这毕竟是少数。”

  “‘人户分离’是双向的。”查波说,中心城区一些人搬去郊区,郊区年轻一代会因读书、工作等原因搬进新城或中心城区,所以郊区的“人户分离”情况也不少。

  难题集中表现在新城和大居

  “人户分离”更集中表现在新城和大型居住社区。从黄浦动迁到浦江镇的陈阿姨也是“人户分离”大军中的一员。事实上,新居到手后,她就租给了外来人员,而自己入住的仅仅是个 “户口”。从市中心跳槽到嘉定汽车城工作的马轶林,在每天“钟摆流动”还是“人户分离”中,无奈选择了后者。在新城和“大居”中,与他俩情况相似的不在少数。

  农工党成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吴瑞君在一份社情民意中指出,大型保障房社区导入人口多元化、“人户分离”现象极为严重;而新城人口、产业、土地指标等之间统筹协调不足且配套政策缺位,进一步加剧产城分离和职居分离现象。

  吴瑞君指出,以嘉定新城和松江新城为例,普遍存在人口统计和人口规划协调机制缺位的现象。“社会事业资源设置常以人口大数来进行规划,‘人户分离’影响新城相应社会事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导致通勤人口增加、‘人户分离’进一步加剧的一大原因。”

  事务全市通办尚未解决

  “人户分离”背后,折射出公共服务难题。记者在社区采访发现,在中心城区,“人户分离”的情况已纳入居民区管理和服务中。

  在枫林街道东四小区,居民区书记高永琴说,去年以来,在居民区实有人口信息收集的基础上,已将“人户分离”人口纳入服务范围,比如上门走访、慰问等。最近,他们还为“人户分离”的王林翠老人庆祝90岁生日。但“事务办理”则没那么容易解决,虽然截至9月底,全市已有100项民生服务事项明确可在居住地办理,但并非全部,低保等项目仍要去户籍地办理。

  查波认为,解决“人户分离”现象,需从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向来考量。“如果郊区学校、医院与市区资源一样优质,人们就不会拼命往市区挤。”现阶段,则需要摸清人口底数,按照属地化管理模式,让居民办事、出行更方便。

  “大体上讲,这不是严重问题。”查波说,但需着眼一些重点区域,抓好实有人口管理服务。对于“重点区域”之一的大居,吴瑞君认为,强大的人口容量和复杂的人口结构,使传统的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面临更大挑战,需要构筑政府主导、居民自治、社会参与的新型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模式,创新大居人口管理机制,加强对大居的人口信息网络化管理。

  而在新城方面,吴瑞君则建议,细化人口统计指标管理,注重人口年龄和职业等结构状况统计,为匹配产业规划和人口状况提供基础性支持,实行“柔性管理”,做到“以人为本”、“服务优先”,促进“产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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