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顺成的人生里，乐器像一叶飘摇的扁舟，晃荡地陪着他泅渡生活的暗流。那个年代，家境宽裕的冯顺成出身并不好，中学毕业后，冯顺成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他也不甘心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像一颗螺丝钉那样待着，便开始帮别人修乐器、修表，又到寄售商店里去买坏掉的旧家具回来修，修好再转手卖出去，加上教教学生弹琴，收入还算不错。那时一般人的工资只有30多块一个月，冯顺成常常能赚到100多块。
“混迹”在社会上，在家人的眼中，他的形象是一枚自以为是、我行我素、不务正业的青年。那段时间他认识了许多音乐圈的达人，比如上海第一个摇滚乐队“中国披头士”的成员荣尊文，他们过着表面不羁的生活，演出结束后背着吉他走在路上总有超高的回头率，经常有追随他们的粉丝主动递上烟来，一些狂热的粉丝甚至甘愿掏出一个月的工资请他们吃顿饭。他们常在一起聚会，偷偷尝试各种时髦的事情，比如一起抽雪茄，到德大西菜社、上海咖啡馆去吃西餐，把印着毛主席语录的菜单从头点到底。“现在想想老戆噢。”冯顺成摇摇头笑。
这种看上去蛮有面子的生活，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他至今记得，曾在百乐门舞池红极一时的音乐人中间，不少人都在文革期间背着琴挂着牌子被拉到台上去批斗。比如与冯顺成关系很好的周康林（音）曾是百乐门名气响当当的吉他手，文革期间被判为教唆犯，还有当年红极一时的Jimmy King（音）后来去大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每天养鸭子拉二胡，不敢再提自己会弹吉他这桩事。“伊拉这批老一辈的音乐人，皆不敢帮阿拉这帮小年青接触，一不当心就会被批为教唆犯，但因为我会修琴、修无线电，所以周康林老欢喜我的，伊欢喜听外国的爵士乐，想请我帮忙调，阿拉见面皆不敢讲明，伊讲，无线电坏了，帮我调一调，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我就帮伊把无线电调到音乐信号最强的地方。现在想想老吓的，还好当时周康林被批斗时没有把我讲出来。”
冯顺成特别记得，有天下午，自己和一位弹琴的朋友在公安局对面的路崖前坐着，看大货车拉着一批一批的人从公安局里驶出来，“伊个辰光心里老难过的，晓得伊拉很可能是抓起来送到新疆去劳动改造的人，心里总有一种感觉，讲不清爽哪天自己也会跟伊拉一样的命运额。但是有啥办法？迭个辰光老困难的，阿拉没机会去做其他事体呀。”这样的担心和害怕一直伴随着冯顺成，他讲：“我觉得自己到现在都没有缓过劲来，常常觉得好怕，有时候还是会想想，自己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样，还是有点不务正业。”
对冯顺成来说，那段时期也有特别开心的时候，因为二胡拉得好，他曾有机会参加工农兵小分队。他尤其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有段时间里，几十万吨货物堆在上海港，当时的上海市委动员全市打一场人民战争，将货物搬运走，并安排了两支小分队去举行慰问演出，一支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乌兰牧骑小分队，一支就是上海工农兵小分队，两支队伍轮流演上半场和下半场，在上海港的一个大礼堂里演出了整整一个星期，冯顺成也跟着去了，并在现场认识了当时在乌兰牧骑小分队的闵慧芬。看到自己的“偶像”，冯顺成觉得很高兴，嘴甜的他总是粘在闵慧芬后面叫她“姐姐”，在演出的这几天里，冯顺成不但有机会和自己的偶像交流，还得到了她亲授二胡技巧的机会。说起这段经历，冯顺成脸上的笑容咧得像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