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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建设要有全球化视角 以开放倒逼改革

A-A+2013年8月11日08:50解放日报评论

  本报记者 任翀 黄勇娣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上海)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上海加快开放促改革的重点任务与路径”的主题畅所欲言,谈得最多的就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建设。其中,“红利”、“自由”、“全球化”成为关键词。

  改革是最大红利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许善达指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具有深刻意义。在他看来,中国拥有相当多的资源,但需要思考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何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运作,使这些资源配置更合理、产生更大的效益,而这就是“改革红利”的意义。许善达认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可以在上海得到最大体现,因为上海的产业结构、经济实力、干部素质、企业家能力、就业人员资源等在全球都有一定优势,有基础通过改革创造出更多的红利。尤其上海在自贸区建设中,将涉及很多方面改革,包括财税、金融、外汇、贸易等,从而进一步推动上海把握“改革红利”。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指出,要用全球化视角看待改革红利,要通过新开放获取全球化红利。传统的开放模式包括货物贸易及加工贸易、劳动密集与资源禀赋型制成品出口,可在目前出口需求下降、资源争夺激化的大背景下,想继续获取全球化新红利,必须实行新开放,包括由单向引进开放转向双向互动开放;由货物贸易开放为主转向服务贸易开放;由降低关税壁垒为重点转向降低无标价壁垒为重点。

  给予企业自由空间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今后10年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是发展转型,一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两句话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发展转型。”上海建设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发展转型的途径,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吴敬琏指出,上海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具备良好的条件,但在具体发展时需要牢记一条宗旨,就是企业才是原始创新的主体,要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而不是由政府部门或机构指定创新主体。他解释,原始创新能否取得成功的不确定性很大,成功概率不高,在这一背景下,只有一个办法避免重大失误,就是发动千军万马的企业一起闯荡和试验。他认为,发展怎样的新兴产业,不应由政府决定,而是由企业自主决定,政府所要做的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也指出,要在制度设计上加大开放力度,进一步在服务领域扩大改革开放。他指出,上海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这与管理模式的欠缺不无关系:“不能用制造业的管理制度来推动服务业。”他说,制造业是标准化的,可以由政府主导,集中配置资源,引导制造业规模化发展;但服务业千差万别,具有多元化、个性化的特征,因此要给予企业自由活动空间。同时,可以加大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力度,从更大范围获得支持和资源。

  争创全球新优势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指出,上海建设自贸区要有全球视野。上海应当率先探索高标准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路径,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能够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范接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隆国强说:“为什么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不是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因为上海建设自贸区要着眼于全国发展、着眼于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上海建设自贸区有两个基本定位,一是先行先试,二是争创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新优势。先行先试和争创新优势的方法在于制度创新,要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他特别指出,“便利化”其实是监管理念的变化,思考的是“先查验、后放行”,还是“先放行,后查验”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政府如何定位、如何转变职能。上海在建设自贸区过程中,政府应当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服务。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也表示,上海建设自贸区必须着眼于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推动。他指出,上海建设自贸区中,改革的重要方向是终结审批制,逐步建立“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方式许可管理为辅”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他说,上海建设自贸区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因为现有体制中最难改革的就是审批制度,而上海建设自贸区就要按照国际规范来突破这一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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