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少数学者身在大学,顶着教师的身份,却没有把自己界定为学者。这种“学者失去身份界限”现象之所以产生,究其根本,和现行大学评价机制有关,也是学术圈浮躁的表现之一。

  为什么如今不少留校没几年的青年教师,不是抓紧时间老老实实做学问,而是忙着在各种公众媒体或互联网平台上露脸、亮相?我想,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希望找到一条获得外界认可的捷径。

  学者的学问做得好不好、有没有真本领,过去在读书人心里自有一杆秤,学术圈也有公认的口碑。而现在,大学的评价制度很多时候是量化的,有时甚至还需要外界(非学术)提供证明。所以,现在大学教授普遍很忙。有人把大量时间用在和治学无关的校外事务上,急于成名;也有人忙着到处开会,混脸熟、混圈子,说到底,也是希望在获得外界认可中尽快出名……

  现在大学里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流行为学生喜欢的老师“冠名”,犹如商家促销。比如“某某王子”“某某男神、女神”之类。这当然和老师本人没有关系,但大学若流行这样的称呼,则也反映出现今校园的肤浅之处。学生知道一位老师,如果不是因为他治学了得,而是因为他头顶泛娱乐化的光环——如果我们的大学鼓励这种现象,则大学的学术品质就堪忧了。

  文汇报:有人说,“网红教师”现身综艺节目或参与互联网平台节目的录制,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知识的传播渠道,您赞同这种观点吗?

  张汝伦:学者通过媒体平台传播知识、从事科普宣传,那肯定是好事。大学教师从事一定的社会服务,获取相应的报酬,也无可厚非。 

  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所谓的“网红教师”不是在传播知识,而是在简化知识,甚至有时候是在歪曲、糟蹋知识。通过这种方式谋利,那就很不应该了。

  据我了解,现在一些互联网平台节目名义上是弘扬文化、传播知识,制作方似乎也很尊重知识分子,提供的报酬有时高到让人难以拒绝。但通常,给出如此高报酬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学者必须按照节目制作方的要求讲故事。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喜欢听什么,学者就要讲什么。

  所以,在参与这类活动的过程中,学者的身份变质了。他们是去迎合而不是去引导大众,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文化综艺类节目频频遭到专业人士批评的原因。

  文汇报:一些年轻学者忙于出名,一些教授忙于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若把这些现象叠加在一起考虑,其中折射出的是否就是当代学者的集体焦虑?

  张汝伦:做学问最是急不得,尤其从事基础研究,需要有长时间坐冷板凳的精神。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现在要让年轻人老老实实地践行这一点,确实有点难。因为他们面对的诱惑太多。今天,一个老实本分做学问的人,无论是增加个人收入还是提升校内外认可度,都不如懂得“走捷径”的同行来得快。如果大学始终无法从评价体系和制度上扭转这种倾向,就无法打消学者内心深层次的焦虑。

  急功近利是治学的大敌,而为什么今天很多青年学者做事都显得很着急,太急于出名,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大学现行考核机制使然吧。

  举一个例子。最近几年,文史哲领域的年轻学者,有勇气从事相对冷门的古典研究的明显少了,更多人都在往现当代研究方向去挤。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求快、走捷径的表现——周期长、产出慢、难度高的学问不太有人愿意去碰,更多人希望能够找一个切口小的问题或时髦流行的话题开展研究,以期尽快取得成果。

  当然,现当代研究也很重要,但我们的传统文化要延续,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更需要一批学术精英下功夫做出让人心悦诚服的成果。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的地位今非昔比;建立与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相称的文化地位,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学术界必须要有人有定力,不去凑热闹、不去赶时髦、不为眼前名利所诱。未来的学术希望,也就在这样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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