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水电路:水电公司修建的马路

  我坐在家中书房无聊时常常望远处野眼,只见窗外东西走向的水电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派热闹景象。从大杨浦搬来虹口水电路已经有十几年了,但周围似乎从来无人问过这条在高峰时段排得上市区拥堵名次的马路,为什么叫“水电路”?因为根据上海市区道路命名原则,不是依照各地地名就是依照著名人名。事实上既没称“水电”的地名;又无唤“水电”的人名,所以其中必有奥妙。看来只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好奇的我带着疑问,老老实实迈开双腿,实地进行了一番考察。

  考察发现这条由工厂———闸北水电公司(今闸北发电厂)———为了自身需要而修建的马路,后来的故事演绎得精彩纷呈,且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据极其重要地位,上海滩上绝无仅有。

  创办闸北水电公司的由来

  水电路原名闸殷路,南起柳营路,北至逸仙路口向东拐接邯郸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将水电路南北拉直拓路至场中路,全长约3.8公里。中间自南开始,分别经过同心路、花园路、广中路、广灵二路、广灵四路、汶水东路、车站南路、车站北路、奎照路、万安路、公安街和丰镇路。

  20世纪初,上海除了闸北、南市、沪西地区外,很多均为英、美、法等国租界。由于闸北空地多,加上苏州河的水运以及沪宁、淞沪铁路的陆运之便,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民族资本家创办的企业日益增多,连年修路造房、开厂设店,但始终缺少水电供应。此时,公共租界当局企图以水电业来进一步渗透闸北,乘机越界筑路,埋水管、竖电杆,且强行规定华界居民接用租界水电必须编钉租界门牌,缴纳租界巡捕捐。

  为此,闸北地方人士感到,要维护民族利益、振兴闸北,只有建立自己的水电公司。

  1909年,在两江总督张人骏授意下,由上海道台蔡伯浩与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出面,磋商兴办闸北水电公司。初议自设水管,接用公共租界自来水。在签订合同时,却遭到租界工部局反对,并要挟非缴巡捕捐不可。

  这激起了闸北人士的愤慨,一致向上请愿,要求自办水电公司,以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遂于1910年1月,经呈准两江总督张人骏,合计借银26万两,从事筹建水电公司。

  1910年6月,李平书聘请奥地利工程师恩杰尔等勘定厂址。在闸北叉袋角、恒丰路广肇山庄北首,购地17亩,租地2亩,开工建厂。历时14个月,于次年8月竣工。公司拥有的主要水电设备来自德国,每日可发电100千瓦,出水100万加仑。水电工程耗银47万两。

  1911年10月27日,闸北水电公司举行开幕典礼。由李平书与日商大仓洋行订立借款合同,以全部厂房、机器、营业权为抵押,拆东墙补西墙,以充建设资金。

  1913年,闸北工商业有所发展,投资建筑者增多,水电供不应求。为满足需求和早日摆脱缺款困境,3月,水电公司再向大仓洋行借款。5月,水电公司考虑自家发电机容量小、效率低,不能适应营业扩展,决定停止发电,转而向工部局电气处购买交流电并转售,使水电用户增加。7月,李平书东渡日本,水电公司无人主持,逐渐陷于混乱,且延欠大仓洋行第二次债息未付。日商按合同规定,拟乘机接管水电公司。公司面临倒闭危险,闸北人士见机不妙,联名请愿江苏省署,要求代为偿款,收归省办。

  1914年3月,江苏省署在闸北人士联名要求下,派出调查员前往闸北水电公司实地调研,确认闸北地区近年工商业发展迅速,市场日趋繁荣,接管水电公司不仅有利可图,且可避免民族利益遭受外人侵犯。4月16日,省署接管水电公司,改名为“江苏省立上海闸北水电厂”,委派曹元度任厂长。

  接收后,水电厂开始清理债务。由于省署仍然无力偿还大仓洋行债款,曹元度再三周旋,请求日商暂缓偿还日期。

  清理债务同时,曹元度还制订水电厂规章制度和查禁偷水偷电等的惩罚办法,并设立营业股、工科股、会计股,分别管理各项业务,使营业收入有所增加。

  但闸北市面在发展,苏州河水污染,水源危机开始突出,水电厂全靠购电转馈,负荷只有1200千瓦。虽经几年苦心经营,却无力扩大再生产,曹元度感到水电厂前途渺茫,逐向省署提议招商承顶或让渡洋人,但未获批准。

  1917年8月,单毓斌接任厂长,他力图改变水电厂旧貌,改组机构,增设技术部。制水方面,扩充设备加强水质处理;电务方面,增加购电量,1919年后,馈电最高负荷达到3000千瓦。水电厂营业区域扩展到东北沿黄浦江至张华浜,西南从苏州河到陈家渡,东南至公共租界,西北达彭浦、江湾等镇。大仓洋行的债务从1917年开始逐年分还,到1922年全部还清。  1919年11月,单毓斌调往南京电灯厂任职,由蒋宗涛接替,后又由汤文镇、冯应熊相继担任厂长。

  尽管营业收入随着用户增加而逐年有所提高,但省署将水电厂做摇钱树,只求图利,不下决心彻底改造。水电厂供水严重不足,水质下降,很多工厂不得不自己取水。

  面对闸北地区水电危机日趋严重,闸北人士屡次请愿省署,要求改归商办。

  由于省署与议会意见分歧,一直踌躇不决。1922年7月,闸北商业公会自治筹备会等24个团体多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用民间力量来振兴闸北水电事业,成立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推举沈镛、徐懋、陆伯鸿三人为筹备处主任。8月初,筹备处着手规划扩展新厂和选购地块。8月中旬,筹备处登报广告,第一次公开招股,股东以中国人为限。当时闸北市民群情激昂,踊跃认股,二天之内已达200万元以上。

  省署则以商办筹备处未经呈准,私自成立和登报招股为由,对筹备处发出差禁令。省议会接着于11月做出决定,将水电厂改归省商合办,立即遭到闸北人士和各公团反对。

  经过各界人士坚持不懈努力,并争取了许多医院支持,于1923年12月,省议会内部经过激烈交锋,多数赞成水电厂改归商办。1924年3月10日,祥经丝织厂发生大火,因供水不足烧死79人,激起闸北全区商民罢市游行。火灾引起的公愤促使省长韩国钧同意水电厂改归商办。

  1924年8月4日,正式宣告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民国时期,在所有民族企业中,被冠以“商办”字样的,应该只有“闸北水电公司”和“江南铁路”、“苏省铁路”。国民政府全国注册局也于当日发给执照。翌日公司董事会成立,选举施肇曾为总董,沈镛等10人为董事。7月,董事陆伯鸿等赴省署谈判有关缴款接厂等事宜。省署以银元126万元的厂价、银元60万元的营业权代价把官办水电厂卖与公司。31日交割完毕。9月初,上海各报连续登载公司接收广告,并宣布9月1日起水电各项事宜统归公司办理,水电厂职员继续留用。  公司成立后,营业区域仍为原水电厂范围,供应人口约20万,有用户约1830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