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住院”30年,一位精神障碍患者的故事

玲姐爱写日记,几十年来,日记写了几十本。遇到重要的事,她就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本报首席记者唐闻佳摄  玲姐爱写日记,几十年来,日记写了几十本。遇到重要的事,她就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本报首席记者唐闻佳摄

  ■现在,玲姐依旧充满着生活的劲头,憧憬着自己与家人的未来。她的故事仅是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群体中的一个小片段

  ■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玲姐在这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世界上有几十亿精神病人,我是其中之一。我的精神病已经痊愈,但还有许多患者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我很同情他们,希望有更好的治疗药物,能将所有精神病患者治愈,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春节,汇报演出。”玲姐在随身小本上认真写下这行字。新春佳节,医院给不回家过年的病友举行联欢会,她是“老文艺”,一口答应了。算起来,跨过新年,玲姐已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住”了30年。

  川流不息的沪闵路上,这是一个特别的“家”:九幢西式风格的红色二层病房和一栋教堂式建筑静静伫立,清水红砖的外墙露出岁月的斑驳,墙垛间是数面铁窗……有的精神病患者大半生在此度过。

  玲姐在这座“神秘的红房子医院”住很久了,久到她可以清晰地讲出每一处建筑的历史、改建过的痕迹;她清楚这里的每块石头、每棵树的位置。

  精神病院的恋爱:用红线绣下“友谊”二字

  玲姐第一次发病是在1975年,她发疯似地在街上乱跑,最后跑上一栋小楼往下跳,腿折了。爸爸把她送进精神科治疗,住院四次,吃了很多药……诊断书上写着“精神分裂症”,一类重性精神障碍。这年,她18岁。

  上世纪80年代,精神障碍患者“住院难”是中国精神医学界的普遍难题。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前身)落实了各区县精神病防治站的建立工作,上海这才逐渐形成精神卫生诊疗“三级防治网”,后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上海模式”。

  在此期间,玲姐辗转住过不少医院,直到1989年,她第一次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此后便常来常往——病情稳定了出院,发病了又住进来,一晃就是30年。她的病史积累了厚厚一本,上头有好些医生的签名,有的已退休,还有的过世了。如今,这本病史交到80后医生陆佳瑞手里。

  “如同接力般,要好好照顾它们。”陆佳瑞明白接过这些病史的分量。

  玲姐在这里好好“住”着,还经历了三段恋爱。第一个男朋友身高一米八,她买了块手帕,用红线绣了“友谊”二字,算是给他的第一封情书。对方回了一张纸条:“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巾帕送友谊,礼轻情意重……”说起精神病院的恋爱往事,玲姐依然情真意切。

  第二个男友出现在1993年,医院组织排练跳舞,他俩是舞伴;第三个男友出现在2011年,“我有好吃的就给他,他也给我,送西瓜、牛轧糖、肉脯……”这是精神病院的恋爱画面,在这里,牵手很难,常常几个月都见不上,不同病区的病人在集体康复训练时可能偶遇,也只是“眼神交流”。

  “在精神病院谈恋爱,没有浪漫的动作。”玲姐曾在日记里感慨。她感谢好心的医务人员,会让他们交换礼物。她也感恩这三段恋爱,“在精神病院,还有异性朋友说说话,这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每天愿意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

  “爱情不在,友谊在”。她这样总结,清醒得让人恍惚间忘了这是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