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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试点器官捐献已救20余条生命 仍面临三大难题

A-A+2014年4月1日08:33解放日报评论

  ■本报记者 张骏

  11岁的小炎,躺在长征医院病床上。两年前,他患上尿毒症,须靠每天中午和晚上进行腹膜透析维持生命。等待换肾,是他当时唯一的生存希望。

  为了挽救儿子生命,妈妈半年多来每天不吃晚饭坚持减肥,想让自己尽快瘦下来,好把自己的一个好肾脏捐给儿子。

  小炎是幸运的。年初,他获得一份意外“馈赠”。一名出生50天的小病人不幸夭折,其父母希望“孩子的器官能在世界上继续存活”,因而选择了捐献。经过配对与手术,小炎正在逐渐恢复健康。但类似例子,并不多见。供体的缺乏,让很多病人在无尽的等待中抱憾逝去。

  上海于2012年12月启动器官捐献试点以来,已完成10余例器官捐献,挽救了20多人的生命。然而,这一善事依然困难重重,常常徘徊在绝望和希望之间。

  难题一:公众的理解

  “你了解器官捐献吗?”

  张雷设想过无数次,怎么跟准捐献人的家属开口讲第一句话。张雷是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上海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的一名专家成员、持证的捐献协调员。

  张雷说,最难的是开口说第一句话。“家属正在伤痛之时,任何不够慎重的话都可能引起不快。”因为传统观念一直是逝者要 “入土为安”,不能“死无全尸”,所以真正在生前就表达器官捐献意愿的人并不多。目前上海开展的几例器官捐献手术,都是逝者家属率先提出的。

  2013年8月21日凌晨,试点启动大半年后,上海第一例器官捐献手术在长征医院实施。捐献者黄先生因突然颅内出血去世。他的一肝两肾成功移植给3名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患者,目前,受者和移植的器官状态良好。

  原来,黄先生的儿子因罹患慢性肾功能衰竭,其早前就想捐一个肾给儿子,但小黄不忍接受。黄先生病情不治后,家人希望能促成此事。遗憾的是,医疗组专家发现其血型与儿子不相容,无法实施移植。黄先生家属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失望,甚至对捐献有些犹豫。

  器官捐献协调员告诉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病人在等待生命的奇迹;联想到小黄等待肾源时的焦急,家人最终签署了捐献志愿书。

  “真的是善有善报,后来又有一例患者器官捐献。因为家人有过捐献行为,小黄在等候系统中排在前列。通过电脑平台分配,小黄也获得了合适的器官。”张雷说。

  不过,也有遗憾的案例。张雷说起来有些难过:不久前,一名53岁的女子意外去世;尽管她生前表达过捐献器官的意愿,但女儿不同意,最终捐献没能完成。

  实际上,供受比的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少国家均在更改器官捐献法,试图让器官来源更多一些。西班牙法律规定,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公民在生前表达了相反的意愿。如果死者生前通过遗嘱表示愿意进行器官捐献,家人的决定将被视为无效。德国规定,医疗保险部门会定期询问每名年满16岁的德国公民,是否愿意在死后捐献器官。

  难题二:医疗上的判定

  第二军医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有着几十年的器官移植经验。

  “器官移植的最佳时间是脑死亡后、心跳停止之前,否则移植效果会大打折扣。”朱有华说:“由于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脑死亡就是生命终结。不少家属会觉得脑死亡的病人还有抢救机会,怎么可以在这种状态下进行脏器摘取呢?”

  朱有华做过一次惊心动魄的“脑死亡”病人移植手术。那是在2001年,国内还没有出现过由脑死亡者供脏器的移植手术。朱有华却为两名尿毒症患者实施了肾脏移植术,而肾脏的来源是江西小伙子谢海文——一名脑死亡患者。

  手术很顺利,朱有华却面临了极大压力。一场关于脑死亡能否作为判定死亡标准的争论,席卷了整个医学界和法律界。

  从会诊检查到手术结束,长征医院用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了整个过程。朱有华手上,也保留了一整套证据。而当时接受器官移植幸存下来的吴先生,至今仍身体健康:“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活着,还有恩人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

  在上海的试点中,脑死亡的认定程序十分苛刻。每一个案例都需要专家会诊评估,伦理委员会审核。按捐献流程,市级医学评估专家组会到医院会诊。随后,医院的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核查看临床资料和所有签署的文件,并会见家属。

  另外,器官分配也在全市统一平台进行,首批17家医院试点人体器官捐献,但分配的枢纽只有一个——上海器官捐献办公室。器官分配方案长达339页,制定了一系列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例如,区域优先、病情优先、年龄优先、等待时间优先、捐献者优先等。该电脑系统能在1分钟内自动科学地提供出最公平的供受体匹配信息,能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干扰。其中,家族中有过捐献者的,可优先获捐赠。

  难题三:人性化的运作

  张雷还有一重身份,即器官捐献协调员。然而在其看来,他这样的协调员不算完全称职。

  在国外,协调员是全职的,并且由第三方机构的人员来担任,他们24小时“on call”,有时在急诊或重症室门口,发觉一些潜在有捐献意愿的对象,就会与他们聊天,帮助他们完成诊治等事情。而目前中国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建设才刚刚起步,人少,实际的经验也不足。

  协调员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是死亡,又是新生;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又是坚守;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又是希望。

  张雷觉得,这一角色是器官捐献人性化运作的重要一环。“当然,做得还很不够。”目前协调员都是在家属表达意愿后才开始介入,“我们需要做得更加人性化一些。”

  黄先生捐献器官后,市红十字会举办了一场小型而温馨的遗体告别仪式;相关负责人向其家属表示感谢,并颁发荣誉证书。张雷说,除了一些荣誉,相关丧葬和救助也可以同时跟进。据了解,浙江明确规定民政部门需对器官捐献者减免相关丧葬费用;对捐献者家庭经济困难的,可给予最高达5万元的一次性救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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