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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闵惠芬与记者长谈:拉好二胡这辈子就值了

A-A+2014年5月13日09:47新闻晨报评论

  □晨报记者  彭骥

□昨天,丈夫刘振学深情抚摸着《闵惠芬二胡艺术集成》/晨报记者何雯亚□昨天,丈夫刘振学深情抚摸着《闵惠芬二胡艺术集成》/晨报记者何雯亚
□在病中给学生讲课□在病中给学生讲课
□辅导少年儿童□辅导少年儿童
□家中珍藏的二胡 晨报记者何雯亚□家中珍藏的二胡 晨报记者何雯亚

  去年8月里的一天,晨报记者和闵惠芬约定了一次关于她艺术人生的专访。宁静的午后时光,闵惠芬把记者迎进了她放着一屋子二胡的书房。那时,闵惠芬身体状况看起来还挺不错,记忆力也好,约3小时的时间,她连说带唱,很多在我们看来风云变幻的人和事,在她嘴里仿佛清风般淡淡而过,还是和二胡有关的事情最有聊头,时而激情,时而感怀。至今,记者回想起那个有幸和大师交谈的午后,清晰浮现出来的,是采访即将结束的一幅场景:在连说带唱地来了场儿童二胡普及音乐会后,闵惠芬仿佛才感受到刚刚全神贯注投入的疲惫,轻声说:“不讲了,我讲不动了。 ”然后整个人放松下去,任凭身躯散散地靠在椅子上。那个转变的情境如此动人,就仿佛是一代宗师叶问晚年在打拳过程中突然停下来了,然后又接着打下去。一松一停,正是武林中那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 ”

  音容宛在目前,斯人驾鹤西归。且在一曲曲 《二泉映月》、《江湖水》等闵惠芬演奏作品中,跟着晨报记者,听她讲述“目不斜视”拉了一辈子的二胡。

  师承

  每把二胡背后,都有段故事

  闵惠芬和老伴住在黄浦江畔,临窗远眺能看见上海地标建筑东方明珠。一梯一户的居室,进门左拐一间小屋,是闵惠芬的书房,正对门的橱窗一框里,挂着十来把二胡,各式各样。闵惠芬指着这些二胡,颇为得意地说,“乐器陈列室一天到晚来跟我磨这些宝贝,虽然终归是要把这些二胡献出去的,但现在还舍不得,一定要碰到能真正懂得这些二胡价值的有缘人,才能稍微放得下心。”从艺这些年,闵惠芬用过不少二胡,但从来没有讲究过所谓的名琴。二胡这种乐器,不比西方钢琴、中国古琴等,越老越值钱,由于取材蛇皮等活物,时间长了,皮会失去弹性,二胡的使用寿命有限。闵惠芬的珍惜,不在价格,而在于其纪念意义,在于藏在每把二胡背后的故事。

  里面有一把癞蛤蟆皮做的小胡琴,毛刺刺的,琴杆是秤杆,是闵惠芬平生用过的第一把二胡。“捡”到它那年,她只有7岁,是他父亲在丹阳艺术师范的同事罗哲元用癞蛤蟆做的,“他要结婚,扔了一堆东西,里面就有这把琴,我看见了,求他把琴给我,他答应了,我现在都记得,当时我真是开心坏了。可以说,没有这把琴,就没有我的今天。”此外,框子里挂着的,还有一把她专用来拉《二泉映月》的低音琴,“这把,我用到烂,上头是有个机械装置的,现在没人做了,再也配不着(装置)了。”

  一把卷着如意头的琴,和现在的弯弯头不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式样,是闵惠芬的老师陆修棠辗转传到她手上的。旁边的一把,是闵惠芬的老师王乙,生前早早就交给闵惠芬做纪念的。王乙师承陆修棠,两人都是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说起这两把琴,闵惠芬语调低沉,满是对两位恩师文革时不幸遭遇的哀伤,“陆修棠先生,对于我们江南二胡的脉起了很多的作用,他的突然离去,对我精神刺激很大。”

  陆修棠去世后,王乙也被关了起来,闵惠芬感到格外紧张,想出了“拉琴救师”的法子,“当时,他被关在附中一个小学部的地下室,暗无天日。我就在想,要怎么去安慰他呢?那个地下室有个窗,半面窗露天,声音正好能够传进去;窗的五六公尺上面是个洗脸间。我就把钢片床搬到洗脸间里,天天拉琴,就让他听见。”

  传承

  民族音乐若灭,我也是罪人

  17岁登顶全国二胡比赛一等奖的第一名,后又凭《江河水》技惊四座,年少成名的闵惠芬,在正当事业好年龄的36岁,被检查出患了黑色素瘤癌,五年里历经六次手术、十五个疗程的化疗,“经常昏昏沉沉,没有人认为我能好,我也认为自己快死了”。就这样,闵惠芬还写了好几万字的《博大境界中的民族神韵——演奏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体会》论文,演奏气势磅礴的《长城随想》。在重庆嘉陵江畔疗养半年,她硬是和成都作曲家杨宝智合作出了二胡协奏曲《川江》,“当时环境很奇特,嘉陵江边,医院在一号公路旁边的山上。当时比较热,码头工人白天不工作,晚上运石头、打石头,江面上经常有号子的声音,彻夜到天亮。我能听得见茶馆说书,惊堂木拍得啪啪响。我是学音乐的,听见这种声音,总是会激发想象”。闵惠芬不愿意把自己的抗癌与音乐感染力、精神之类扯上关系,认为是她个人没法离开音乐而已,“生病就是生病,癌症就是癌症,和这些都没关系。我到底怎么好的,医学界也讲不清。我后面几十年几乎是白捡的。”

  回首前生,闵惠芬相当肯定地称,尽管个人演奏上取得了很多荣誉,但她这一世,最重要的,是做了大量的民乐普及工作,“大概也是1982年开始,我觉得那对民乐来说,是形势最坏的时候。改革开放春风还没吹到我们这个领域,港台流行音乐全部刮到这里。最差的时候,老百姓根本就不认识二胡,这给我是个很大的刺激。要是民族音乐在我们这一代灭了,我闵惠芬不站出来做点什么,那我也是罪人。”闵惠芬想的方法叫“演奏讲座音乐会”,一面讲一面演,一场下来十分累人,“从高校开始,后来扩大,到矿山、渔港,一开始单枪匹马,单位也不理解,但很快单位就意识到,这个是对的,这样渐渐地普及开来。”

  普及音乐会做到小学一年级,闵惠芬认为,面对小朋友的音乐会最难做,“我有办法,叫‘问答音乐会’。我问问题,他们会很积极地回答,所有的回答都是个‘圈套’。”闵惠芬打起精神表演了一回,“我问,竹林里开会,第一个来的是谁?他们摇头,‘不知道。’我说,是大公鸡,大公鸡怎么叫的?他们摇头,不知道。我说,我来学一个,喔哦哦。竹林里还有什么呢?还有小鸟,闵奶奶的声音很粗,不能学小鸟,我们拿二胡学小鸟叫,然后,我就拉一段《空山鸟语》。我问他们,知道《空山鸟语》是谁的曲子吗?呀,还真有知道的小朋友,回答‘刘天华’。那我马上还有礼物,是我们宜兴的小茶壶,很可爱的,哇,所有小朋友口水都流出来了……”

  家承

  儿子爱交响,五岁就已痴迷

  闵惠芬生于江苏宜兴音乐世家。祖父闵南藩是晚清秀才,从事私塾教育,“我爷爷的字非常好,从墙上一直落下来,一气呵成。我爸的字也非常好,是有点遗传。”闵惠芬的父亲闵季骞,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南京乐社社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民族器乐教学。闵季骞的儿子闵乐康是国家一级指挥,小女儿闵小芬是蜚声国际爵士乐坛的华人琵琶演奏家,大女儿闵惠芬更是享誉国际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嫁夫舞蹈编导刘振学,独子刘炬任中央芭蕾舞乐团指挥家。闵惠芬讲起儿子小时候的故事,也感叹家族遗传的关联,“我们家儿子也是怪物,非常好玩,5岁开始听交响乐,还是作为谈判条件来和我们提要求。比方我们说,爸妈出去下,在家乖点,那他说,那你把什么交响乐给我听。一个人哦,听得手舞足蹈,把我们家棕绷床都跳坏掉了,《天方夜谭》,50分钟,魔鬼出来了,航船又来了,他全知道。听说卡拉扬要来了,不得了,就像他的祖师爷要来了,什么事都不做,搬个凳子,在电视机前占据最佳位置。”

  在家族中做到名气最大,闵惠芬认为,机遇是垂青她的,“拉《江河水》那次,怎么就轮到我这个小字辈去了?我要是没有这个机会,未必就能出来,这就是机遇。”再者,就是旁人对她的两句评价,她认为颇为中肯、贴切。一是“闵惠芬这人,平时看起来傻乎乎的,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我对于其他争名夺利,并没有太多念头。”二是香港音乐家协会主席朱道忠写给她的四个字“目不斜视”,堪称她个人艺术生涯的写照:“拉了一辈子二胡,我没动摇过。我这辈子就只做好这一件事,所以叫‘目不斜视’。为什么能不动摇?因为我觉得,我把二胡拉好,这辈子就值了。”众人称她艺术家,闵惠芬则以为,要能称得上艺术家,心灵一定是非常丰富的,“既要对祖国山河无限热爱,又有对人无限热爱的情感。有成就的艺术家,不可能是冷血动物;没有丰富情感的,注定不会成功。拿拉琴来说,拉琴不是拉对了就行,还要动人;要能动人,就要演奏者自己有内心,有文化、有想象、有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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