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教师张文宏:对学生的唯一要求,是希望他们都具有合作性

  张文宏有多重身份。他是市民熟知的“张爸”,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11月30日,他又多了一个身份:上海市传染病与生物安全应急响应重点实验室主任。

  此外,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教师,在学生们眼中,他是医教研全面开花的“超人”。

  11月公布的“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奖名单中,张文宏的名字打头阵,这表明评委会两轮投票表决后,他得票数排名第一。

  12月2日,复旦大学发布一则深度对谈,张文宏分享为师之道。

  “走上教师岗位,不在计划之中”

  问:你是怎么走上教师岗位的?

  张文宏:走上教师岗位,事实上不在我的计划之中。应该说,我原计划只是做一位医生,纯粹的医生,但是进了曾经的上海医科大学、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这个门,毕业后又留在学校附属医院工作,我的任务除了做医生以外,同时被自动赋予了另一个身份,那就是老师,跟那些带我的前辈和导师一样。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也是国内医学教学水平最高的医学院之一。附属医院承担着医学院所有的临床教学工作,我们一批批医生走向临床,都必须在医学院这个医生的摇篮里成长。所以我也是在这里,做医生的同时,学着怎样做老师、怎样做研究。

  问:你的老师翁心华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文宏:翁心华老师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他做事情非常专注,比如他做临床,可以专注到别的事情都不管,一辈子都在临床兢兢业业工作。所以他是我们整个内科学界非常著名的泰斗,也是大家公认的感染病领域以善于诊治疑难疾病的“福尔摩斯”。

  这种对医疗的无比专注,在当下新的社会环境中,对我们这一代医生提出了挑战。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每天接触海量的信息、无数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出现了略微的改变。

  除了关注临床经验,我们更关注把新技术不断应用到临床前沿。所有研究如果脱离了临床前沿,对于我们从事临床的医生来讲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对于做临床研究的医生,我们一定是要注重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在临床中不断应用,同时发现新的问题,一旦发现新问题,再进一步和基础医学的专家进行讨论,看看有没有发现新的现象、新的机制。这是不断互动的过程,互动的基础就是临床本身。

  我们的临床医学研究生分两个体系,一个是临床型,一个是基础研究型。哪怕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的,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在临床每年工作两个月以上。这样才会让我们所有的研究工作能够聚焦于要解决的临床问题。

  问:感染病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哪些特殊性?

  张文宏:感染病学科跟其他学科相比,有比较大的差异性。其他学科研究的都是器官,比如心脏病科研究的主要是心脏和血管,风湿科研究的主要是免疫系统,血液科研究的是血液系统,呼吸科研究的是整个呼吸道。只有感染科,你找不到身上有个叫感染的器官。

  我们人类一直跟微生物相处,但不是每种微生物都会让我们生病。上千万种微生物从自然界中进入了我们的人体,超出正常范围,就会产生疾病。这千万种感染性疾病会分布在人体的各个部位,是一个非常泛化的概念,使得这门学科显得非常复杂。但我们感染科医生又不是全科医生,而是针对全身各系统专门研究微生物感染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有趣、值得探索的疾病体系,影响着人类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甚至可以殃及全世界、全人类,比如说今年的新冠、历史上的鼠疫、大流感等。

  但很多年轻医生一开始可能很难理解这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真正入门以后才会理解其中非常丰富的内涵。这就对我们的教学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在这门学科教学不好,学生了解不够,就会把它聚焦到某个器官的感染,比如把新冠肺炎看成一个肺炎而已,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简单。除了新冠肺炎,还有其他很多感染性疾病,包括细菌耐药,这些造成自然界微生物和人类相互作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

  问:从教20年,你觉得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特别是医学院教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张文宏: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老师非常重要。应该说,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有的老师会觉得是不是学生不够聪明、不够努力,没有完成我交给他的任务,导致自己做的工作取得的结果不是很理想。但是我想,中国的教育史不是一天两天,是几千年,从孔子开始就说“有教无类”。别的医学院我不知道,我一直跟我们的医生讲,在中国,能考上复旦大学的学生应该都是非常优秀的。如果连这么优秀的学生,我们都不能培养他成才,我觉得还是要反省自己作为老师有没有尽到职责。

  作为一个医学院的老师,我们要像对待医生职业、像对待子女那样认真对待学生。因为教学往往是没有报酬的,虽然有时上课也有点津贴,但这些津贴根本没办法跟你看专家门诊、去会诊相比,但这份工作关乎整个学校、国家、医学的未来。这是对学生的一份责任,这个责任跟我们医生对病人的责任,事实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要全身心替学生着想。把他们培养成才的意念比任何事情都来得重要。我们带学生,很多时候不是让学生来帮你完成什么事情。当然,导师要做很多事情,有时候也需要学生帮忙,但作为导师,首先不是想到学生可以为你做什么,而是我们可以为学生做什么。其次,我们要坚决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相信学生有超过你的能力。第三,就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没有大量的时间付出,学生也是不能够成长的。如果做到责任、信心、付出这三点,那么在我们这样的医学院,相信大多数学生都可以成为比较好的医学人才。

  问:你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张文宏:我从来没有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我唯一的希望是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做到最好的自己,因为在我眼里没有最好的学生,只有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学生,所以我培养学生基本上没有统一的模板,但希望帮助学生达到自己理想中最高的层面。

  我跟学生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帮助他们,同时他们也在帮助我。我帮助学生成长是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待了几十年的时间,国内外都去过,所以比他们更有经验。但是我的学生有时候会比我更有创意,也更具敏感性。在这种互相帮助的过程当中,教学相长的特点就出来了,所以在我这里无所谓要把学生塑造成什么样。你如果到我的科室来,会发现我的学生每个人各不相同。

  但我对他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他们都具有合作性。医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职业,医学教育体系是一个独特的教育体系,所有的人通过合作才能达到共同的目标,所以我的学生既具有非常强的个性,又可以团结互相协作。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国其实就是通过各个学科的合作协作、全民的配合和政府的领导,最终取得了胜利。

  问:感染科不算是一个热门的科室。戴自英老师曾说,感染科医生需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你在招收和培养学生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张文宏:其实感染科曾经是很热门的科室,因为在中国,感染性疾病早期非常多,发病率很高,最近几年似乎有下降,但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因为感染病学科收入基本上偏低,造成很多优秀的学生不愿意选,这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但我可以非常自豪地告诉你,华山医院感染科近1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复旦大学八年制、五年制临床医学生,我们称他们是整个医学界皇冠上的明珠,他们在自主选择专业和导师的时候,我们总能挑选到当中最优秀的人。在我这里,聚集着八年制、五年制的班长、团支书、班级前几名,而且毕业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每年一等奖学金获得者。所以我事实上并没有觉得招生困难。总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大家愿意走在一起。

  但只有我这里不困难,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在全国范围内,确实是非常困难。这就涉及到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我想经过这次新冠疫情,国家在这个领域应该有相应布局和安排。

  “跟学生定期交流,和我的门诊查房同等重要”

  问:近三年来,你一直在为本科生开设专业基础课《传染病学》。为什么这么重视基础教学?疫情期间,你怎么上课?

  张文宏:基础教育一直是我们医学发展最最重要的基础。没有谁生下来就可以做医生,如果基础不扎实,其实到一定程度就走不远了。为什么我们在本科阶段就要设置感染病的教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在各个领域都要接触到感染性疾病,另一方面,感染性疾病在内科学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

  除此之外,我认为本科生是医学教育的最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对医学的理解将会决定他们未来走多远。来自前辈的一句提醒、一次启迪很可能影响很多晚辈的一生。所以我们非常关注本科生教育质量。

  在疫情期间,我们最早开设了一门传染病学的网络课程。这门课的选课人数就超过了10万次,据我所知,很多非医学类的人都在学习这门传染病课程,创造了中国大学生慕课的纪录。可以说,借新冠疫情对全民进行一次传染病教育,我们应该是走在了前面。

  问:你现在跟学生相处的时间,一周大概有多长?听说你之前每天早上6:30跟学生讨论课题。

  张文宏:是的,前几年我工作量没这么大的时候,为了保证跟每个学生每个星期都有超过一个小时的交流,我会每天早上6:30-8:00分批跟2-3个我带的研究生进行个人情况沟通。因为白天我们非常繁忙,会议、临床、会诊、教学等等。

  最近两年因为工作量一下子增加,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身体不一定能够胜任,所以现在基本是一星期分几次,早上7:30-8:30跟学生交流。我要求他们每周向我汇报自己的工作和想法,这是最基本的、跟我的门诊查房列为同等重要的一件事。对于已毕业的、仍然留在我科室的学生,我希望每两周跟他们有一次的沟通。前段时间因为新冠疫情,很多事情也受到影响,最近上海疫情防控进入了新常态,我们也慢慢恢复了常规交流。

  问:你主编、参编20多部教材,如此大量和迅速,怎么做到的?

  张文宏:我主编的其实不多,也就3-4本,因为这件事很累。但基于我们这个学科在全国的地位,基本上全国只要比较有影响力的教材要编写,一定会邀请我们来参加,所以我也是很多教材的副主编。

  我们也编了一系列教材,包括2003年的SARS,我协助翁心华老师出版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SARS的专业书籍。今年我们又出版了全国乃至于全球第一本关于新冠肺炎的专业书籍《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第一时间以学术语言记录了这个传染病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及时总结了我们的经验,同时以中国、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出版,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

  这也得益于我们的医学教育,因为在我后面站着一群有志于感染病研究的医生和科学工作者,所以我总是能够完成比较多学术论文和书籍。

  “我的角色一直都在切换”

  问:你今年获了不少奖,有的表彰您作为医生,有的作为教师。对这些身份,你如何把握?

  张文宏:事实上,我的角色一直都在切换。就像今天你在这里采访我,前面约了几次一直没成功。因为我昨天还在北京国家自然基金委开会,进行一些有关新冠和传染病流行数学模型的讨论,昨天夜里我回到上海,今天晚上还要去北京,因为明天要在中国自然基金会环境学部讨论人、环境与传染病相关的课题。

  12月2日我为什么必须在上海?因为有两场跟教育相关的会议,都是我的本职工作。12月2日上午和下午是我们整个研究生八年制的开题,我是内科学系系主任,这个事情是我负责。下午还有一场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总结会。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对于我们培养青年医师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上海市率先在全国做出来的一个医疗卫生教育方面的改革,所以这样的一个会议我也必须参加。这些就是我今天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实际上,12月2日一天,我从事的工作全部是教学,也是非常繁忙。

  如果你问我这个礼拜做了哪些工作,我周一、周二一般是门诊、查房,12月2日周三算是教学,明天算是科研,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医生来讲,从事医疗工作不再是单纯的医疗,还涉及到非常重要的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医、教、研三者,对我们来说都同等重要。

  在这次新冠当中大家也看到,如果说脱离了医学研究,脱离了人才队伍,那么新冠这一仗,事实上你是没办法去打的。今天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比如说我出了很多书,做了很多演讲、科普,发表很多研究论文等等,实际上都凝结着教学的力量。没有一支很好的医生团队和研究团队,这些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问:你还带学生做“华山感染”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和媒体沟通。对于公众人物的身份怎么看?

  张文宏:“华山感染”公众号其实2014年就有了。只不过这次疫情来了,阅读的人比较多而已。公众号也不是我创建的,是我的学生创建的。这是一群热爱感染病学的医生。我会在上面也发表几篇文章,有时也跟学生一起写,这个公众号最多的一篇阅读量有1500万,加上转载,阅读量超过几个亿也是常有的,但整体上,我感觉对我们科室的医生和我本人没有造成大的影响。

  有时候大家很担心我成为公众人物会怎么样,但是现在所谓的公众人物,也只是因为我们从事的工作是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而已。我担任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会跟防控的专家一起跟各个层面进行沟通,所以偶尔会参加一些记者招待会,对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点声音。不过现在我基本上不接受采访,所以你应该很少在电视上看到我了。随着疫情的结束,我出来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公众人物自然就不会成为公众人物了。

  问:疫情之后最想做什么?

  张文宏:我从来不为未来做太多计划,因为我每天都有大量本职工作要做。事实上疫情来了,我也在做我的本职工作,门诊、查房、教学、研究、会诊,外加开会,比平时更忙一点。前段时间还真的是蛮累的。疫情结束以后,我觉得日常的生活就无比美好。每天查好房以后,回办公室有一个多小时看看书和文献、喝喝咖啡,有时候眯一会儿,但这段时间基本上都被剥夺了。盼望全球疫情早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