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人 一刀 一琴

对于做琴的坚持,张建平从未放弃。 /晨报记者 何雯亚对于做琴的坚持,张建平从未放弃。 /晨报记者 何雯亚

  晨报记者 殷茵

  工作室的进门处,一张约2米×4米的巨大长桌,就是张建平的“战场”。

  正中央,一把刚刚用机器打磨出雏形的琴躺在上面,一旁,斑驳的皮袋里,插满了他的“武器”——锉刀、刻刀、刨刀、毛刷、砂皮,这些不是父亲传给他的,就是他亲自到外面订制的。

  张建平从耳边取下一支铅笔,轻轻在枹桐木做的琴面上勾画着一只小鸟,然后镂刻出大致的形状后,又拿起锉刀轻轻打磨着边缘,这是个精细活儿,年近六十的张建平如今视力有些退化,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有些“不听话”,他不得不放慢速度,偶尔推一推眼镜。

  即便如今大部分工序都可以用机器取代,但这些事情他仍坚持亲力亲为。其实,电脑雕花并不会对一把琴的音色产生多大影响,但这就是手工艺人的固执。

  满墙的证书

  沿着中春路一直开,到联明路左转,一栋灰色的建筑物闯进视野,很难让人不去注意的几个赤红色英文字母,拼出了一个顶级跑车的品牌。它的对面,是一排外墙刚刚粉饰一新却仍难掩岁月痕迹的低矮民房。一条双车道的小马路,让现代与传统隔岸相望,看似亲近却又遥远。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正坐落于此。

  半高的白色小楼,是生产车间与办公楼的所在地。白色的墙面、米色的木门、灰色的墙裙、绿色的地板,穿着蓝色生产服的工人们不停重复地打磨着琴胚。尽管2003年才搬来,这里看起来却和上世纪90年代的厂房如出一辙。

  张建平的工作室在四楼,门口挂着“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牌子。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证书,这是民族乐器一厂里唯一的个人工作室。

  早上9点,他正在工作室里,用一把刀一点点在琴板上凿刻一只鸟。刀的把柄上,透着一层被无数手汗浸润后的光泽,上面浅浅刻着三个字:张龙祥,那是他父亲的名字。

  除了巨大的工作台,只有墙角摆着一把木质的摇椅,一旁的茶几上放着两个热水瓶。朴素的陈列,仿佛岁月在这里只是悄然拂过,挡住了外面的滚滚红尘。

  和其他工人们不一样,这天,瘦瘦高高的张建平特意换上了一件衣领挺刮的衬衫,仿佛要迎接客人。不错,在这个简朴而清净的工作室里,我的意外闯入,的确像个不速之客。

  球场到厂房

  尽管如今岁月静好,但任谁都有年少轻狂时。

  一年级学游泳、二年级横渡黄浦江,三年级改打篮球,虽然父亲张龙祥是民族乐器一厂的“双龙之一”,但小时候的张建平就像所有男孩子一样,上蹿下跳,顽皮得很。1977年,张建平考进了南汇东海农场的篮球队,专职打球。

  人生的无数个岔路口,通往了各种截然不同的结局。1979年,张建平走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岔路口。那一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工艺师子女跟随学艺,给出不少优惠政策,最诱人的当然是能上调回城。再三考虑后,张建平决定,要跟父亲吃这口饭。

  拜师那年,他已经20岁出头,相比同门师兄来说,晚了整整两年。放下篮球,整天跟锛、凿、斧、锯打交道,张建平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木匠。更让他不服气的,是父亲对他的严苛。有时回到家坐到一起吃饭,也躲不过父亲的数落。“当时除了我之外,他还带着三四个学生。其他几个徒弟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讲的都是我。”尽管,如今的他已能理解父亲当年“敲山震虎”的一番苦心,但那时更多的是年少气盛,“明明不是我的事情,凭什么怪到我头上来?”

  打了多年球,不服输的倔劲上来了,张建平暗暗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四五年里,至少在同一辈中,水平不能丢人。

  很快,他就在这一行里崭露头角,厂里的领导为了能把这根苗子留下来,主动提出要替他解决户口问题。那时候,张建平的户口从农场调回上海,一直挂在莘庄的厂里。在那个什么都需要按户口发补给用品的年代,张建平的一切都只能靠家人的供养。“那时候,我心里的确是有心结的。”

  不久,他被借调到了马利颜料厂。半年刚过,户口就解决了。但做事踏实、肯动脑筋的张建平,同样得到了颜料厂领导的器重,对方提出,希望他能留下来。

  “犹豫么,肯定有的。毕竟,颜料厂在海防路,一辆23路就能到我老西门的家,每天上下班的路程要近不少。但想想当年乐器厂是因为我的切身利益,才帮我调动,于情于理都不忍心。”

  张建平还是选择回到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更重要的是,两家厂不约而同的器重,让他发现,自己在这一行可以闯出一片天。

  一点小想法

  爬得越高,可能会摔得越重。回去后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好过,厂里无数双眼睛盯着他。

  张建平是父亲一手带出来的,同门还有几个师兄弟,如果做不过他们,他怕别人对父亲有想法,“别人肯定会想,自己亲儿子都带不出来,你也就这点水平了”。所以,张建平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很高,一心干出一番事业来,在厂里面,给爸爸争口气;也在爸爸面前,替自己争口气。

  凭借父辈的严苛教导,加之自己的天赋与努力,张建平的手艺突飞猛进。然而,经过了能力频繁升级的“蜜月期”,他渐渐体会到制琴这一行不停重复劳动的枯燥了。瓶颈期的突如其来,让他有些不适应。

  转机,从一份订单开始。那时候,厂里接到了一批生产任务,由张建平和张龙祥共同完成。同样的乐器,张建平心里却萌生了一点小小的想法,希望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点创新,但他却不敢让父亲知道。“他是保守派,担心我的想法有可能导致生产出来的琴,品质不稳定。”于是,张建平瞒着爸爸偷偷琢磨,偷偷做,没想到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紧接着,1987年,厂里开始了大规模的比赛,8次比赛他几乎都进了前三,冠军更是家常便饭。出色的成绩赢得了全厂上下的一致认可,也让他尝到了甜头,一头钻进了制琴的世界中。张建平发现,原来制琴不光是要动手,更应该动脑,不仅靠经验,也需理论支撑,甚至他会特意去找来西洋乐器的原理书籍,来拓展自己的知识积累。哪怕是下了班,他也会去听音乐会。只不过,别人听的是音乐,他听的是音色。

  “时代在发展,乐器也在发展。人对于音乐的要求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一味沿用传统的手艺去做,保守、固执的结果就是乐器和制琴师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放弃和坚持

  “正因为喜欢,你才会去坚持,正因为坚持,你才舍得舍去一切。”

  采访中,“坚持”这两个字,张建平说了不下三次。

  上世纪80年代末,一场出国热潮席卷上海乃至全国。张建平的同学也都纷纷走出了国门。回国后,一带就是10万元、20万元的现钞,收音机、电视机、摩托车、冰箱,那时候的“顶级配置”,他们轻而易举就能搞定。这些东西,对于当时不到30岁的张建平来说,吸引力可想而知。

  繁华熙攘,还是他迅速调整了心态,“出去,什么都不懂,在这一行里好歹打拼出了一点成绩,难道就这么放弃?不甘心,肯定要坚持下去。”渐渐,他还是沉下心来。

  但诱惑从未停止过向他招手。

  上世纪90年代初,厂里也曾考虑过,让他走上管理岗位。三十而立的年纪,是不少人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正一头钻在琴的世界里的他还是选择坚守在了一线。“这时候我是真正喜欢上了做琴。”

  10年前,张建平用明代红木家具材料配以上等蟒皮,琴头采用象牙立体雕刻,制作了一把“行云流水”二胡,并以30万元的价格售出。一把二胡卖了30万,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不是要靠这个赚钱,而是要让人家看到民族音乐也有高价精品。”

  如今,还有一年半就退休的张建平,只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做出一把“民乐版”的低音提琴。说话时,张建平轻轻摩挲着自己的手指。食指指甲盖上,有一团显眼的暗红色的淤血。

  “哦,这是前几天不小心敲到的,干我们这行,退休的时候,少个手指不稀奇,我算是运气好的了,十指健全。”他笑笑说。至于未来,手艺有没有人传承,他选择顺其自然:“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我改变不了世界,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像我现在做的乐器,我把我的东西和想法留下来,至于以后有没有人用,那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我能做的只有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结伴走出工作室,穿过长长的生产区,白色的墙面、米色的木门、灰色的墙裙、绿色的地板,穿着蓝色生产服的工人们仍旧在不停重复地打磨着琴胚。

  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这些年来,有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他笑着摇了摇头,“这份工作,累是累,苦也是苦,如果不是真的喜欢,很难坚持。但也正是因为喜欢,放弃了很多东西也不后悔。”

  在这个满是焦虑的时代,他的脸上,只见淡定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