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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位国际作家到上海写作 这座城市难以被定义

来源:解放日报2012年10月29日08:17【评论0条】字号:T|T

  本报记者  施晨露

  2008年起,每年都有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来到上海,做两个月的“驻市作家”。从2008年的3位到今年的9位,人数多了,从一个侧面证明其对国际作家的吸引力日隆。 ——题记

  到上海的第二周,希腊女作家阿曼达·米查罗保罗迷失在人民广场地铁站。“我想去中山公园,我看到无数指示牌,我问了好几个人,每个人都很热心,但我依然不知道该怎样去中山公园。最后,我终于回到我的‘家’了。我感到这对我是一个胜利,所以,我想以‘迷路’为题写一个故事。”

  阿曼达要在中山公园的一个小区住两个月,这是“上海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其余的活动包括:举行三场文学报告会,参加与上海作家的座谈交流、访问大学等活动。但更多的时间里,作家可以自行游弋在这座城市,体会“上海”到底意味着什么。

  “上海写作计划”,始于作家、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的倡导,从2008年起已经连续举办了5期,人数从3人发展到9人。今年的主题是:“生逢2012”。

  “全世界相似的驻市计划几乎都没有写作要求,因为作家的创作是自发的、无法被约束的。与它们相比,‘上海写作计划’是相当年轻的,对于应邀或主动申请而来的作家们来说,‘上海’是最有吸引力的因素。风格来自时间的积累,‘上海写作计划’甚至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的风格。现在评价上海的文学景观因此有何改变,或上海对于这些国际作家的创作风向有何影响,还为时尚早。”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为这一计划的最重要倡导者,王安忆维持了其一贯的低调。

  而对上海这座城市来说,“难以被定义”未尝不是最好的定义之一。

  游弋的起点

  他们来这里,不是做客,而是做一回实实在在的上海人。

  9月3日晚,巨鹿路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灯火通明,迎接新一年度“驻市作家”的酒会在此举行。

  这是一座欧式风格花园,除了驻扎着上海最主要的几家文学刊物,还时有各类研讨会、发布会、阅读会举行,论其为“上海之文学心脏”当不为过。朗诵作品、赠送文集,以“文学”为桥,中外作家的认识和熟悉节制而有礼。

  王安忆的欢迎词俨然“生活小贴士”,比如提醒外国作家们买东西要还价,过马路要注意电动车等等。事实上,安排外国作家入住居民区是“上海写作计划”施行过程中执行难度相当高的一步。“我们不想让作家们住在宾馆,这样手续简单,但没有烟火气。而能够短租两个月的地方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我们也不想让作家们分散住,住在同一幢楼的生活感,让他们彼此更容易交流,也更像是这座城市的普通一族。”王安忆说。

  作家们未来两个月内要熟悉的一个地名是“中山公园”。“特意安排外国作家们入住居民区,就是要让他们接触到真实的上海。他们来到这里,不是做客,而是做一回实实在在的上海人。”王安忆说。

  瑞典作家培德·理德贝克代表到访的外国作家致辞,这已是理德贝克第三次到访中国,16年前,他在江西南昌收养了一名女孩,从此走上写作之路,第一本书就是描写中国女儿的《来自余江的林娜》。“作为一个中国女孩的父亲,中国,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之前,我曾两次踏上这片土地。我见识过长城,去过十三陵,在紫禁城徜徉,在颐和园漫步,我见过外滩上的风筝和浦东的空中轮廓线。但我仍不会说中文,对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我希望能更多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能懂一点中文。经验告诉我要多了解一个国家,就到大街上去和人交流,而不是只到景点去看看。”理德贝克说。

  其余八位外国作家还包括德国作家米尔科·邦内、希腊女作家阿曼达·米查罗保罗、保加利亚女作家基里洛娃·格奥尔基娃和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韩国女作家赵京兰、波黑作家扎尔科·米勒尼克、美国作家威尔斯·陶尔和瑞典作家扎克·欧耶。

  这一刻,未来两个月的市民旅程,对九位作家来说,未知而新鲜。

  默默的故事

  不管是哪一种经验,哪怕有不愉快的,都是很真实的。

  “中国文学要融入世界文学,翻译是最大的障碍。而翻译的前提是知晓和了解。与翻译过程中的流失相比,陌生和不接受是更可怕的距离。如果不碰面、不接触,化学反应不会发生。因为比起经济的互通交流,文化上的交流要来得更复杂,也更缓慢。外国作家们来到上海,不管是哪一种经验,哪怕有不愉快的,都是很真实的。”作为上海市作协专业作家,孙甘露把自己称为“上海写作计划”的义工,他的这番感慨来自主持完今年作家们参与的首场文学报告会。

  这是九位外来者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二个周末。米尔科·邦内、赵京兰和阿曼达·米查罗保罗作为第一组嘉宾,率先与通过作协网站报名前来的热心市民见面交流。朗诵完各自以“生逢2012”为题的一段短文后,互动交流阶段,韩国女作家赵京兰讲述了令她印象深刻的一对“上海人”。

  “那天中午,我一个人想去豫园,途中,遇到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的英语口语很棒,问我,我们去看茶道,你对茶道感兴趣吗?要跟我们同行吗?交谈之中我得知,男孩叫做默默,女孩叫做潺潺,他们是堂兄妹。那天,我们并肩而行去往豫园,分手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偷了我大概240美元。我当时真的很震惊,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而是我觉得,他们看起来那么友好,那么热心,那么善解人意,怎样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不是想去批评他们,而是对他们很感兴趣。所以,我会写一个人物,就叫默默,他在我脑海里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我一定会去写,这是我构思的一篇文章,关于默默在上海的所作所为。”

  尽管没有既定要求,但在来到上海的第二周里,敏感的作家们似乎就都找到了急欲表达的方向。米尔科·邦内曾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造访上海,今年第二度来沪,他早早地在个人博客挂出行程,以接近每天一篇的频率更新着自己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我想我一定会写些什么,小说或诗歌,事实上,我的上一本诗集里,已经有了我上一次来到中国的一些经历。”

  报告会散场,三位作家结伴步出作协。赵京兰和阿曼达·米查罗保罗挽手而行,挎着单肩包的米尔科·邦内双手插袋,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一如这座城市常见的友人组合。

  陌生与相近

  在上海读到这些诗歌,能感觉到它们使人放松和宁神的力量。

  “能够访问上海这个城市是十分有意思的经历。我来自于科克城的比艾拉半岛,它位于爱尔兰西南海岸。我曾经的学校一共只有26个学生,我的老师也是我父亲曾经的老师。我们通过讲故事以及发现探索周遭的事物来提升学习能力。颜色艳丽的房舍、蜿蜒至山脉的道路、繁盛的树木、亚热带湿热的夏季、深隐林间的河流与小溪、气候寒冷的冬季、多样的居民以及至今留存并与当地融合的传统文化使得比艾拉半岛成为我最理想的写作之地。”

  1983年出生的诗人莲娜长得非常漂亮,她的长相甚至有那么一点东方人的美感在其中。年轻的诗人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只要真正投身诗歌创作中,就可获得无穷的乐趣。2009年,26岁的莲娜成为“上海写作计划”第二期的来访者。在她口中“十分超前的”这座城市里,陌生之中,莲娜惊喜地发现了与自己自小生活的小村庄相近的精神气质。

  “上海的总人口是爱尔兰整个国家总人口的8倍,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甚至对我而言发展十分超前的城市,大自然的强节奏和对自然的体验仍然占据重要之地。我非常喜爱在这里所读到的上海作家所写的诗歌。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诗集里居然有这么多的诗歌是关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内心情感和精神状态描述的。这样的主题十分易于让欧洲读者接受,因为它是欧洲19世纪以来持续至今的浪漫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确实需要更多诗歌,因为现代科技、无线网络、高楼大厦给予我们更多自由的同时,让我们难以在一处深深扎根。在上海读到这些诗歌,我尤其能感觉到它们使人放松和宁神的力量。它们就如同城市之中点缀的小公园和绿地一样。”

  因为文学与诗歌,莲娜在城市找到绿洲,也意外与家乡重逢。

  科技与人性

  我对这个庞大的国家有所知,但似乎又知之甚少。

  与莲娜相比,来自波黑的扎尔科·米勒尼克称得上有备而来。他甚至计划“举家搬迁”上海,而这种“搬迁”更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团圆。

  “我的夫人纳塔丽娅住在莫斯科,儿子莱昂廷也是一个作家,他的第一本书《克拉达的手》中就有很多内容和中国有关,他现在住在克罗地亚。我们在一起,几乎天天讨论中国的电影、文学、音乐及有关中国的一切话题。我们尤其喜欢看中国的武打片,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那时在南斯拉夫,香港出品的电影非常受欢迎。”

  米勒尼克喜欢巧合这个词,尤其是在他的现实生活与写作、翻译或是阅读的作品有相似之处时。“巧合的是”,米勒尼克加重语气,“我就住在中国使馆的附近,在我为申请签证准备一些必需材料时,我在市场里一大堆旧书中发现了马可·波罗13世纪写的《百万》的塞尔维亚语译本。从萨拉耶夫到波尔契科的一路上,我都在看这本至今依然被世界各国竞相翻译、读者也有浓厚阅读兴趣的书。马可·波罗在此书出版后也被人叫做‘百万撒谎者’,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写的这些东西都源于想象。但轮到我写中国时,就不会有人再说书中的情景是出自我的想象。”

  米勒尼克在上海有满满的计划。他想完善一本写于2004年的小说《来自东方的蛇》,书中有一个主要人物名叫美龄,是个中国人。他想完成两篇作品的翻译。第一篇是俄语小说《太空的蓝色布匹》,小说中的一个章节引用了中国古籍《山海经》中的内容。第二篇是华裔记者薛欣然用英语写的 《不为人知的中国母亲》。

  “与马可·波罗的时代相比,几世纪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科技的进步缩短了世界与中国的距离,比如,在我们国家也有联想电脑而且很受欢迎。我对这个庞大的国家有所知,但似乎又知之甚少,我必须多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我要和中国的作家见面,探讨文学,我会从英语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谁又知道呢,可能我还能将中国作家的作品直接从中文翻过去,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米勒尼克很珍惜在上海的“市民”生涯。在他看来,科技的确进步非凡,而人性更多的还是来自文学。

  “我在许多城市遇到过中国的作家,看中国的电影了解过去的中国,却很少有机会能看到当代中国人生活的电影,也几乎读不到中国作家的作品。更荒谬的是,南斯拉夫时期的人们比现在的年轻人了解更多的中国,尽管,科技有了很大的进步。”

  大上海,小文学?

  上海文学的传统和优势主要在城市文学的创作。

  “比起包装好推出去的城市,让外国作家亲身住上两个月,也许更有说服力,更能打破既定的印象。”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安忆用她一贯略快的语速表述着她对这个成长中的计划的期望。这位被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评价为 “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的女作家,是如今上海文学界的领军性人物。

  何谓既定之印象?比之外国作家的懵懂,让上海文学界“不甘”的也许是这样一种“既定”——

  “有人喜欢用‘大上海,小文学’来形容当今的上海文学状况,似乎波澜壮阔、蔚为壮观的大场面、大视野与上海作家的创作无缘。”面对这种评价,文学评论家、华师大教授杨扬认为,上海文学自成一格,有其独特的文脉和土壤环境,在这种文学传统中,上海塑造了自身的文学形象。

  “以最基本的城市经验表述而论,在当今文学创作中,上海作家的创作有自己的追求和探索。比如王安忆的近作《天香》展示的是晚明年间松江一地绣品的发展状况。王安忆很少着墨于大起大落的明代士林的感慨悲歌,而是精雕细琢于那些看似无用的绣品与饮食文化。这样的视角让喜欢大视野的评论家们感到失望,但这是上海文学从来就有的基调与品格。陈丹燕的怀旧系列作品,王小鹰的《长街行》和王周生的《生死遗忘》,其实在精神血脉上,都有一种相似性,她们尽可能与喧闹的社会政治话题保持距离,而从生活细节,甚至是生命话题来表现上海城市空间中发生的事件。上海的外滩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但在陈丹燕笔下,外滩不仅仅是上海一时一地的象征,而是破解和理解中国现代性格的一面镜子。上海的里弄中西合璧,里面的人间喜剧在王小鹰的《长街行》中有极为准确的描写。这些作家在艺术的探索上,可能不像有些创作那样锋芒毕露,但上海市民生活的神韵和格调,却实实在在烙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更年轻一代上海作家潘向黎、薛舒、滕肖澜……笔下的“上海”似乎更加温婉动人。一些评论家喜欢用日常生活的写作来概括她们的创作,但在杨扬看来,这样的概括未必适合这些作家的创作追求。“她们是将创作与个人生活分得比较开的,不像有人好像时时处处都在追问文学的要义,一定要通过文学追求,逼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问题。

  在潘向黎等一批作家身上,这样的文学冲动很少,她们的文学创作源于一种喜爱,文学就是文学,生活中不能没有文学,但也不必将文学看得过重。她们常常惊喜于文学与某个生活细节之间的偶然联系。诸如潘向黎《白水青菜》中对于饮食与男女情爱关系的揭秘,滕肖澜在《姹紫嫣红开遍》中对于昆剧与上海原住民生活欢乐的挖掘,薛舒《残镇》中对于浦东流湾镇的地缘关系的钟情,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丰富着人们对于当今上海地域空间的感知。与20世纪末《上海宝贝》式的符码化写作不同,这些作家作品中,上海的质感更加凸现,读她们的作品,你一定不会忘记人物、场景与当今上海的联系。”

  “上海文学的传统和优势主要在城市文学的创作,离开这个传统和优势,很可能是缘木求鱼,画虎不成反类犬。显而易见,不必期待上海作家写出《白鹿原》《尘埃落定》《秦腔》这样的作品,但也不能满足于类型小说家的悬幻与穿越。我们有理由期待的是,表现这座大都市的扎扎实实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和剧本。”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师大教授王纪人说。

  在“上海写作计划”的九位旅人归去之时,写作在上海,还有更多期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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