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从竞争走向竞合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成立当天,由该中心推出的《上海大都市圈城市指数2020》同步发布。该指数以上海大都市圈40个城区以及县(市、区)为评价单元,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航运贸易、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文化交流等五个维度的评价体系。
指数显示,上海市区以“五项冠军”高居榜首,龙头作用全面发挥;苏州、宁波市区以多项“前三名”担当“全能领袖”;入围六强的无锡、常州、南通市区各具长板,分别担当国际科创、智造或贸易领域的“专业先锋”;嘉兴、湖州、舟山市区已形成国际科创、文化、航运领域的优势方向,是颇具潜力的“明日之星”。
“希望由9座城市组成的上海大都市圈能够破解自身资源局限,加速优势整合,共建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这是上海大都市圈的愿景所在。”熊健认为,全球城市区域正是通过联结多个不同特色、各具长板的全球城市,代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对于上海来说,在这一过程中也将不断提升自身地位。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上海从跨省城镇圈、示范区、都市圈、城市群多个层面推进落实区域规划协同工作。
熊健介绍,“上海2035”提出要以城镇圈促进城乡统筹,在主城区以外,划分24个城镇圈,其中3个为跨省界城镇圈;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涵盖上海青浦、浙江嘉善、江苏吴江,是在县区级层面的探索;及至地市级层面的探索,就是上海大都市圈。
回望历史,这一区域长期以来都有部署规划。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屠启宇介绍,改革开放初期,规划力量先行,国务院决定建立上海经济区;进入1990年代后,市场经济推动下,市场和功能一体化进展领先于行政制度与政策的一体化,市场驱动力大于制度供给;进入本世纪后,政策供给和市场相向而行,趋向均衡。
但他认为,截至目前,关于该区域的规划,总体上仍是自上而下供给。“而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应该是我国目前为止第一个用了‘协同’二字的规划,是在中央宏观部署下,地方政府自发地、自下而上地进行政策供给,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屠启宇表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都市圈首先要做到真正的协同,从竞争走向竞合,“这种合作必须实实在在,否则难以形成有效而实在的内部大循环。”
他讲到,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之上,都有同一个省级行政主体。而在上海大都市圈内,有着9个甲方。“对于这样的都市圈规划,必然是一种协同规划。”
把一张张零散的蓝图,拼成一张贯通的大都市圈愿景图
城市间如何协同规划?这是一个大命题。
专家表示,在这背后,一方面有市场力量可以推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应发挥作用。对比国外,许多跨行政边界的都市圈、城市群规划中,进行协同工作的主体甚至是专业的第三方。
以支撑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发展为导向,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和研究联盟有其使命所在。
专家们一致表示,该研究中心的目标定位是成为智库平台,能一路陪伴上海大都市圈的诞生、发展,为各方传递意见,弥合各方的发展愿景与版图,努力把一张张零散的蓝图,拼成一张贯通的大都市圈愿景图。
在9座城市调研时,孙娟发现,自己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沟通。以连贯苏沪的太浦河为例,通过一轮轮沟通后,大家的共识是如何把河水治理好,如何让上千万的人喝上干净的水。
“对于都市圈的规划,首先需要大家拥有共同的愿景,在实现目标的路上,用共同的标准去执行,比如创新理念、生态环境、交通等城市间最核心的连接问题。”熊健说,以生态网络建设为例,在5.6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把蓝绿生态网络协调好,形成一张网。当各个城市在编制自己的规划时,可以以此为依据。
熊健进一步表示,世界上著名的都市圈,如纽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都有智库组织,以持续跟踪研究区域,总结发展的经验或教训。上海作为全球城市,也应有这样的机构,而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成立后,将持续跟踪都市圈发展,定期评估规划的推进,进行专题项目研究,从城市间合作角度,推进都市圈协调联动。
作为“上海2035”编制者之一,熊健认为,编制“上海2035”时坚持“开门做规划”,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和研究联盟的工作,更是多主体合作。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规划协同工作,“9座城市、涉及10个以上部门,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9乘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