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

  “严格控制常住人口总量”,是这些年包括上海在内的特大型城市都在做的一件事。其目的,是疏解“特大型城市非核心功能”。

  今天遇到的大多数“大城市病”:环境污染、房价畸高、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稀缺、城市运行安全……或多或少都与人口过度集中有关。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特大型城市要严控人口规模。而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的人口调控任务自然首当其冲。

  对这座城市的发展而言,接近2500万的常住人口,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而控制常住人口总量规模,则是不能不做的“减法”。

  2015年3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明确提出,上海要严守建设用地、环境、人口、安全四条底线。而在当年年底讨论“十三五”规划的市委全会上,“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底线”,被列为底线之首。

  随后,这条底线明确地写进了上海市“十三五”规划纲要里。根据目标,到202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必须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

  如今2415.27万这个数字,如愿控制在了2500万以下。可以说,人口调控取得了初步效果。

  但在接近“天花板”的点位上轻言“拐点”,显然为时尚早。一旦措施不当,人口规模和集聚度,是很容易反弹的。

  “疏解”

  涉及地域的人口问题,总是被搞得很敏感。多年来,舆论在外来人口问题上不断拉锯,甚至屡屡爆发尖锐冲突,多少让人有些无奈。这是任何一个不断接纳新移民的发达地区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此,许多问题可以讨论,但至少有些常识需要明确。比如“控制常住人口总量”绝不是一些人认为的“赶人”——当人口流动呈现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任何城市都不可能关上大门。况且,不由分说地“赶人”,根本做不到。

  上海不是不要外来人口,但与任何方面一样,接纳人口也有一个基础。去年7月起,上海实行“居住证积分制”,确定申办《居住证》条件为“两个合法稳定”:即合法稳定居住、合法稳定就业。而人口导入和产业导入、资源导入一样,也要考虑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承受力。

  上海“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这样说:加强“人口综合调控”,要更好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以产业升级调整人口存量,以功能疏解调控人口增量。去年起的环境综合整治,其实就秉承了这样的逻辑。

  而对某城中村拆违现场的一番观察让笔者看到:村委会将集体用地违法租给企业,企业建设了标准极低的“外来务工者公寓”,每户每月租金仅300—500元,生活垃圾任意堆积、废水稍加处理随意排入河道,高峰时租户2000余人……整治完毕后,“公寓”被推平,租住者自然离去。

  这样的情况在全市多个城郊接合部可见。而所谓“调整人口存量”,就是要淘汰低端甚至违法的产业和居住形态,并合理设定“留在上海”的成本,促进人口自然流动。

  而对于竞争中能够“留下来”的人口,居住证积分制等政策,则确保了可预期的公共服务。

  绝对的公平无法实现,但至少要有相对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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