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这封信写于上世纪70年代。女儿王时妹说，自己16岁去部队当兵，彼时父亲王一平刚刚摘下“走资派”的帽子，还没有工作。女儿当兵，多少受一些影响，徐州68军把她分到洪泽湖的农场插秧做农活。“看到别人可以去医院当护士，我却只能插秧、开拖拉机，当时特别委屈，心想自己怎么当兵当成了这样。”王时妹说，于是她把满腹委屈写成了一封信，寄给父亲。
王一平很快就有了回信，丝毫没有帮助她走关系的意思，反而鼓励女儿，“到哪里都一样，对你都是一种锻炼”。并且嘱咐她在洪泽湖的农场好好干活。王时妹接受了父亲的鼓励，从此安心在军农场工作，直到她入党。高兴之余，她又给父亲写信。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封家书。王一平在信中叮嘱女儿，继续戒骄戒躁，尤其入党这件事，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是要真正为人民服务。
“父亲太了解我了。”王时妹说，“我当时入党是有点小心思，想着入党后让父亲高兴高兴。但是父亲想的却是大道理。”
家训
踏踏实实做人；以身作则，耳闻目染。
把妈妈的名字从提干名单上划掉
父亲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上海战役中任26军政委。当时26军是解放上海的主力军。宝山纪念馆有一张父亲的照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的这段历史。大概是1952年左右，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亲自点将，希望父亲到上海市委工作。
时任八兵团司令员的王建安给陈毅打电话说，希望父亲仍然能留在部队。陈毅电话里就一句话：“这是命令。”父亲起初担心自己没地方工作经验，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从此，他脱下军装，留在了上海。此后，父亲的后半生，都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父亲对家人的严格一直是出名的。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先说我母亲。母亲是1938年加入八路军的老革命。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已经是一名军级干部。1947年，我妈妈怀孕，怀的还是双胞胎，行军特别辛苦。但即使如此，父亲都没让妈妈骑过一次马，马都是让给伤病员骑的。
“文革”前，妈妈是一名园林局的处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市里正在筹备组建纪委，想调我妈妈去纪委工作。然而没想到，事情报到父亲那儿，他立即把妈妈的名字划掉，不准她去。妈妈问为什么，父亲说：“我分管的部门你不能去。”妈妈非常生气地说：“如果你当第一书记，是否我就不要在上海工作了？”
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妈妈还是回园林局了。上世纪70年代末，按她的资历和能力，也该提拔。园林局想让我妈妈担任党委副书记。父亲知道后，再一次把妈妈的名字删掉。当时，园林局党委书记回去就对家人抱怨：“一平太过分了。”
所以，我妈妈直到离休前，作为老革命，也还是正处级。
“小孩子有什么资格坐车”
父亲廉洁自律，从不搞特殊化。小时候，康办小礼堂周末放电影，从我们家到康办要两站路，全家都是靠走。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也是自己走回家。那时我不到10岁，边走边打瞌睡。父亲有时和我们一起走，有时自己坐车回去，但从不顺便捎带我们。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平时比较得宠，但是碰到父亲的底线，他照样不留情面。小时候，我有一次上学眼看就要迟到，父亲坐车的路线和学校方向一致，母亲就提出让父亲顺便捎上我。父亲生气地说：“小孩子坐什么车，她有什么资格坐车。”
我们家早先住的房子，二楼和三楼，本来是给我们一家人住，水电费都在一块儿算。然而父亲觉得，房子太大，就表示，楼上一层让给其他干部住。家里一共有5个孩子，加保姆全家一共8人，住一层楼面仍然比较拥挤。我两位哥哥没地方睡觉，从小就睡在没有窗户的保姆房里。
粉碎“四人帮”后，组织安排给父亲住的房子大了。父亲一看，就把招待处的人找来，提出房租翻倍交。原来的房子房租是25元，他主动要求交48元。招待处的人一听，苦口婆心劝父亲，不要多交房租。但是父亲表示一定要交，招待处拗不过他。当时父亲的工资约300元，房租相当于工资的八分之一。
我妈妈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只要是父亲想做的事，她都全力支持。而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喜欢收藏字画，月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字画。这个爱好很多人都知道。按理说，他是拿自己的工资去买，那些字画当时也不贵，然而有人开会时就点名批评说，现在有些市委常委，老喜欢跑文物商店。“文革”时，父亲也因为这个爱好而挨批。我们一家8人，就靠我妈妈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妈妈月工资140元，去掉给保姆的25元等，剩下的才是给全家用的。家里节衣缩食，生活简朴。
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外出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次去南京开会，他什么人都不带，单枪匹马地去了。到了会场上，其他老同志都有警卫员陪着，就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主办方不放心，主动说：“王老，要不要安排一个人照顾您一下？”父亲当场拒绝。
离休后，按照待遇，本来要给父亲安排一位秘书，但父亲拒绝了。他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我现在工作不多，再配一个秘书跟着我，就是浪费，也影响秘书的个人发展和前途。”此外，按照待遇，父亲每年都有一定数额的差旅费可以报销，但是他从来不报。每次工作人员主动提醒说，有什么费用可以来报销了，父亲都会回一句：“没什么可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