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创办机器面粉厂
尽管当今莫干山路以M50闻名于沪上，但真正深藏不露、具有历史渊源的却是M50隔壁的“上海阜丰面粉厂”（简称阜丰）。阜丰由安徽寿州孙氏家族中的孙多森、孙多鑫兄弟俩及一些亲友于1898年合资创办。
孙家是大地主，寿州约一半土地属于孙家，在当地有“孙半城”之称。孙家通过官场聚敛和土地出租，积累了巨额财富。1893年，孙多森经营食盐运输和销售业务，又赚了许多银子。不料几年之后相继发生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大量洋货充斥国内市场，尤其是洋（面）粉，洋商以供应在华侨民一日三餐为借口，蛮横要求清朝政府不得征收关税。真实状况是侨民吃不了那么多，剩余的洋粉都偷税漏税贩卖给国人，导致大量银子落入洋人腰包。
民以食为天。孙多森见洋粉泛滥，利权外溢，面粉生意如此好，而麦价与粉价相比，利润又如此丰厚，况且其胞兄孙多鑫正闲着没事干，于是兄弟俩一合计，决定开家面粉厂，涉足实业。
1897年，孙家俩兄弟派遣亲信宁钰亭，前往“芜湖益新米面公司”“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做先期调研。本打算在扬州建厂，后考虑到此时的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国内贸易中心和工业中心，便人往高处走，易地上海滩。
翌年，孙家俩兄弟抵达上海。孙多森留居上海选购厂址、筹措资金。他在苏州河边莫干山路上购地80亩，建造厂房；孙多鑫出洋订购磨粉机。他从法国一路考察到美国，认为美机更佳，遂以22000元美金订购了“爱立司厂”磨粉机1套，于1898年年底安装完毕，这是当时从国外进口的第一套近代制粉设备。就在筹备期间，孙多森便向朝廷商部立案注册，并利用孙家在官场上的影响，以及清朝政府正在奖励办实业的有利时机，要求免去阜丰的税收，结果很快即被批准“概免税厘，通行全国”，期限为5年（期满后又延长5年）。
1900年春季，中国民族企业家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机器面粉厂正式开工生产。时有工人46人，职员32人，日产面粉2500包（每包净重50斤）。
封建家族式管理模式
尽管阜丰用新式机器磨面粉，但依然保持着封建的宗族管理模式。厂门上方高挂虎头牌；左右两边竖立“肃静”和“回避”高脚牌；大门两侧站着巡丁，给人一种威势。每当工人经过厂门时，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恐惧心理。且厂里一些重要机房和办公之处，同样悬挂虎头牌，备有军棍，整个工厂犹如知府衙门，令干活的工人不敢乱说乱动。该封建管理模式，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改变，增添了西洋色彩。自1915年起，阜丰开始雇用印度巡捕来接替巡丁守卫大门，继而又雇用白俄巡捕，以示孙家威武显赫。
阜丰在用人方面也相当依赖封建家族势力。虽然阜丰属于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还吸收了业外一些名人如颜仲山（颜惠庆的胞兄）、宋耀如（宋庆龄的父亲）等的一小部分股份，但大权全部掌握在孙家手里。且孙家实行“父业子承”和“兄终弟及”，从1900年投产至1949年上海解放的半个世纪中，先后担任过总经理与协理的共10人，除去为寻求国民政府权贵的庇护，于1946年聘用席德贵为总经理之外，均是孙家宗亲所担任；六任厂长里，非亲属即亲信，绝对不聘用一个外人。在职工方面，除了必不可少的技术人员不得不聘用外地人，就连高级管理人员甚至一般管理人员，也都是从孙家宗族内或老家乡邻中选取。至于操作工人，经常由孙家在寿州代管田地、代收地租的孙绥之分批物色贫寒子弟及老实的佃户，招收来上海厂里充当。由于这些安徽农民工到了上海，举目无亲、人地生疏，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死心塌地为孙家打工，便于控制。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压低工资，相反那些老家来的农民工还会对老板感激涕零。虽然阜丰发给农民工的工资很低，月薪7元5角，扣除膳食3元，仅得4元5角，但比起在寿州当地帮工已高出好几倍。所以阜丰全厂职工，安徽人占90%左右，具有浓厚的地方帮派色彩，并以孙氏宗亲中的孙以芗为头领，利用封建帮会与乡土观念，对工人实行封建帮派管理。而这种封建帮派的用人与管理方法，也确实取得一定的效果。不过阜丰广大的工人群众于长期遭受剥削和压迫过程中，终究还是逐渐醒悟过来。在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后，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为改善工资福利待遇，进行过罢工斗争。
